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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博竹书《孔子诗论》与《毛诗序》的再评价

   日期:2021-07-26     来源:www.fqssw.com    作者:未知    浏览:679    评论:0    
核心提示:孔子生于春秋末期,他对于诗的态度,其论诗、传诗的实践,对《诗》的传播及其进而成为经典都产生了要紧用途。
孔子生于春秋末期,他对于诗的态度,其论诗、传诗的实践,对《诗》的传播及其进而成为经典都产生了要紧用途。近期出版的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中的“孔子诗论”(以下简称“孔子诗论”),为大家研究孔子与《诗》的关系又做了文献上的丰富。不少学者据此写了很多研究文章,力求通过《孔子诗论》再现《诗三百》的本来面目。一时间,汉儒的诗解成了学术界辨正的焦点,《毛诗序》在历经千载的兴衰沉浮之后,又一次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。如何确认《毛诗序》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就成了一个十分要紧的命题。
一孔子论诗与《毛诗序》解诗
先秦典籍的很多材料,如:《左传》,《国语》凡引诗,通称“《诗》曰”、“《诗》云”;《论语》中孔子称《诗》或《诗三百》;战国诸子著作中也这样通称,可见《诗》或《诗三百》是这部诗集的本名。它本是先祖们最朴素的歌声,但在其流传的过程中,却与儒家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块,经历了从文学的《诗》到经学的《诗》如此一个过程,在诗的本义与异化间徘徊,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。其间,春秋中叶至战国的用《诗》年代是一个要紧环节。
用诗的意义不同于诗的本来意义,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。《孔子诗论》第四简曰:“诗其犹坪门?”“坪门”本为春秋时吴国的城门,在竹简中可能泛指城门。马承源先生觉得此句评语可能是说《诗》的义理象城门一样宽达。正由于《诗》义的宽达,大家才可依据需要来伴随地解《诗》。
如《召南·甘棠》云:
蔽芾甘棠,勿翦勿伐,召伯所茇。
蔽芾甘棠,勿翦勿败,召伯所憩。
蔽芾甘棠,勿翦勿拜,召伯所说。
对这一诗旨,当时人是十分了解的。《左传·定公九年》:“郑驷欲杀邓析而用其竹刑。君子谓子然是乎不忠。”“诗曰:‘蔽芾甘棠,勿翦勿伐,召伯所茇。’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?子然无以勤能也。”《左传》所谓君子当然知晓诗的本事本义,但当他由此阐发义理时,却仅仅取他一个人的比喻所生发的意义而不考虑及本事本义,从周人思召伯而爱其树,扩大到杀邓析不该用其竹刑,显然是一种非常牵强的比附意义。
从诗的某一句或某一个词出发,展开丰富的想象,让其为我所用,这就是先秦人用《诗》的常见办法,而孔子特别重视。孔子去《诗经》产生的年代未远,时人读《诗经》就现在人读白话诗一样,没文字障碍。从《论语》所载孔子引诗说诗的几个例证可以看出,孔子都不是去训释诗的本义,而是从用诗的角度去阐发。同子夏、子贡说诗这样,引诗评人评事亦这样。《孔子诗论》第二十七简有“中氏君子”之语,在今本《诗经》中缺失此篇。“君子”一语是说诗意有君子之德。又如《孔子诗论》第五简评《清庙》为:“王德也,至矣。敬宗庙之礼,以为其本,秉文之德,以为其业。”又第二十六简说:“蓼莪有孝志。”都是从教化的角度评论《诗》与礼,《诗》与德之间的关系。先秦人的用诗风气和孔子论《诗》的办法影响了两千多年。后儒把《诗经》当作经典来读,从中发抉微言大义,用于治国安邦,久盛不衰,不可以不说与孔子论《诗》的方法有关。
《诗经》的教化看法,从孔子年代开始,一直贯穿到汉代。汉儒把《诗经》当作政治课本,想方设法从中搜寻先王事迹,圣人遗训。其所说诗义都是从诗的教化用途出发,《毛诗序》便是其的代表。如《孔子诗论》第三简,孔子评价《邦风》说:“邦风其纳物也,溥观人俗安焉,大敛材安焉。其言文,其声善。”据马先生考证,《邦风》才是风诗的初名,汉代因避刘邦讳而改为《国风》。在这一简中,孔子说《邦风》具备教化用途,可以普观民风民俗。又说邦风的辞句有文采,乐曲非常和美。这比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“古有采诗之官,王者所以观风俗,知得失,自学考试正也”阐明《诗》是有教化用途的记载早了不少。《毛诗大序》论风诗说:“风之始也,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。故用之乡人焉,用之邦国焉。”“风之始”,是指教化的开始,而不是指十五国风的开始,作者强调的也是诗的教化用途。据《孔子诗论》的整理者统计,《诗论》中涉及到的60首诗中,有52首和今本《诗经》篇名对应。而《诗论》与《诗序》的评说内容相辅相成的约有30多首。这可以充分地证明,《诗论》与《诗序》是同一诗说系统,《毛诗序》的解诗方法完全是秉承《孔子诗论》所重视的都是《诗》的教化用途。
二“诗可以怨”与美刺言诗
在《论语·阳货》篇中,孔子说:“《诗》可以怨。”“怨”是说诗可以讽喻不好的政治,批评某些让人不满的社会现象。《毛诗序》正是从这一理论生发,强调诗的社会用途,以诗达成“上以风化下,下以风刺上”的感化讽谏功能。《大序》说:“治世之音安以乐,其政和;乱世之音怨以怒,其政乖;亡国之音哀以思,其民困。……至于王道衰,礼义废,政教失,国异政,家殊俗,而变风、变雅作矣。”强调诗与政治的密切关系,政治的好坏决定作品的美刺内容,因此提出《风》、《雅》正变之说。以此证明前代圣王正是以诗教育人民,改变不好的风俗习惯,用诗来调整夫妇关系,使人可以孝顺爸爸妈妈、尊敬兄长,并使互相之间关系变得淳厚。
《诗大序》中说:“故正得失,动天地,感鬼神,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,成孝顺,厚人伦,美教化,移风俗。”极力抬高《诗经》的地位,是以之来宣扬孔子的“诗教”观念。《毛诗小序》在讲解每首诗时,都试图以史证诗,捕风捉影地将一些诗与历史上的某人某事比附起来,说这部分诗是为某人某事而作,把诗歌当作了史书的注解,抹煞了诗歌的艺术特点。从《孔子诗论》中孔子授《诗》的内容看,他除去指出《雨亡政》(即《雨无正》)和《即南山》(即《节南山》)“皆言上之衰也,王公耻之”以外,其他都没发现如《毛诗》小序所言那样很多刺、美对象的实有其人。如第十八简评《木瓜》“因木瓜之保(报),以愉其捐者也”,即是就诗论诗,为何要“报之以琼瑶”,是为了取悦那个投木瓜的“捐者”,而并不是像《诗序》所说的“美齐桓公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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